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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的世界史

撰文/ 南塚信吾

节选自《联动的世界史：19 世纪世界中的日本》

世界各地在相互“关联”的过程中，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互动”,使世界历史的主导“潮流”不断蔓延，并按照当地的方式“本土化”。不同地区的历史也因此“联动”起来。本书遵循该逻辑，重新审视了 19 世纪下半叶的日本历史。

这些主导“潮流”包括军事制度、学术制度、国家和边界的概念、外交和条约的概念、宪法理念(包含选举和议会制度)、民族和民族主义、殖民地分割理论和殖民地统治方式，等等。当然，这并不是全部。这些潮流传到各个地区，为了适应当地的条件接受了“本土化”,同时“本土化”的还有“潮流”连带的各种问题。

就日本而言，在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前的时代，世界历史潮流的本土化体现在国内体制重组上，在此之后则体现在对外行动方面。也就是说，日本逐渐将帝国主义时代的权力政治思维和行为方式纳为己用。

对于本书提出的观点，我猜想至少会出现两种批评的声音。一种是，所谓世界史“潮流”的“本土化”,不过是对“欧洲模式”的接纳，也只是一种以欧洲为中心的观点。的确，19 世纪的世界潮流似乎都起源于欧洲。然而，仔细想想，这种看似欧洲式的潮流，实际上很多时候是对亚洲动向的一种反应，或者是以牺牲亚洲为代价产生的。例如，工业革命是在亚洲纺织品的威胁下发生的，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在亚洲局势持续紧张，欧洲趋于和平的背景下奠定了基础。另外，尽管本书没有充分讨论，但我认为有必要重新思考欧洲议会制度的发展与废除奴隶制、鸦片贸易和殖民统治之间的关系，以及民族主义的产生与列强在东方问题和殖民地上的权力冲突之间的关系。这些潮流虽大多起源于欧洲，但其中一部分即便不是从亚洲反向输入，也是在与亚洲的接触过程中于欧洲形成、转化和加工而成的。可以认为，那些看似欧洲固有的“潮流”是在整个世界的“联动”中产生的。

另一种批评是，本书论述的可能不是“内在的”历史。这种批评体现了一种意识，即纵向的历史是内在的，横向的关系是外在的。我们倾向于认为，某个时代某个地区出现的事(人)是由该地的“纵向”时代背景决定的，而不是由同一时代各地区之间的“横向”关系决定的。至少，我们倾向于将前者视为“内部因素”,而将后者视为“外部契机”。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习惯于纵向观察历史，在国家历史的框架内观察历史，但这种习惯最多只存在了一百多年。日本史、西洋史、东洋史，或者德国史、法国史、英国史、美国史、俄国史、印度史、中国史等，不都只是历史思考的“一个场域”吗?一个村庄、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大区域、一片大陆，也都只是一个场域。如此说来，世界史同样只是一个场域。我们倾向于假设并相信国家历史具有连贯的历史体系，于是便产生了“内在”和“外在”的区别。我们必须将历史“相对化”。

可见，即便是可能预见的最主要的两种批评，其依据也尚待考究。

尽管如此，关于如何将欧洲中心主义和国家历史相对化，近年来的具体理论并不多。先学习国家历史，再转向世界史的路径似乎也不太可能将国家历史相对化。过去，兰克曾暗示过走这样的道路，最终却没能实现。而且，这条道路似乎无法击败以欧洲为中心的观点。“世界体系论”在批判国家历史方面是有效的，但它除了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核心”之外，最终仍是一个没有找到发展机会的“静态”理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此时正是需要世界史的时候。

因此，本书不以某一地为中心，重视世界各地之间的关系，并尝试提出这样一种世界历史观：在“关系”中诞生的时代主导“潮流”向世界各地蔓延，并完成“本土化”。